旧语词中有两个词我很喜欢，一个是“含苞”，一个是“脱颖”。前者说的是花朵，后者说的是毛锥（毛笔）。花朵在开放以后，自然是堆灿如锦；毛锥一旦脱颖而出以后，自然是笔走龙蛇。但我感到，都没有含苞待放和脱颖欲出未出时候更富于情趣，更耐人寻味。话归本题，1936年时王瑶兄22岁，冯契兄21岁，鄙人19岁，在一块上学，使得鄙人得以领略二位学兄如何含苞欲放未放、脱颖欲出未出时候的情景，而今活在阳世三间的人中，熟悉此情此景之人，恐怕是舍我其谁了。故不顾耄耋，愿就此有所撰述。
王瑶兄出生在山西平遥。这个地方，无论在政治上或者在金融事业上，都是不寻常的。在政治上，它一度是“代”郡的郡城，故城郭保留，宛然至今。在金融业上，它是票号的发祥地，有明代华尔街之称。这种在操业上和历史上积淀下来的娴于计算的明敏，不能说一点也没有沾染到王兄的身上。从同学的时候开始，我就觉察到遇事他比我反应快，他即刻反应能力很强，而我要过好一阵才能做出反应。所以，我在给嫂夫人的信中，说我的智商打80分，而王兄在95分以上。而我心底里暗暗设想，这和金融业中长期积累下来的明敏，怕是分不开的。
冯契兄出生在浙江诸暨，我们同学间常开玩笑说，那是出了西施的地方，可我们一面开玩笑，一面心里清楚，冯兄跟西施没有一丝一毫的相似。他出自农家，性格偏于内向，在大学一、二年级时就不声不吭地啃大本大本的西文版的康德和斯宾诺沙。很快，他就被老师们所器重，冯友兰先生讲“中国哲学史”课，每讲到自认为淋漓尽兴的时候，总是向班上说“密密密斯忒儿冯冯冯宝麟，你你有什么意见？”引得我们一教室的人既新奇又嫉妒，整个讲堂七八十个人，你的眼睛里就只瞧得上一个冯宝麟，那么我们大家伙就只是“聊陪末座”了。从此中也可以看出，冯兄的脱颖欲出，已经被老有城府的冯先生觉察到了。
人总有个“坯子”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还没有挂釉，还没有彩绘。等一挂釉，一上彩，一只美丽华贵的瓷器就出来了。我要说，论“坯子”，王瑶兄应该是一个革命者，或者说是一个激进主义者。很长一段时间，看不出他准备当学者的意图。可是历史总是曲折的，他进去又出来了。当学者，在他，是不得已而求其次。到昆明复学，当研究生，那些措施，与其说是属于事业的，勿宁说是属于职业的。
我看，他的本行，还应该是文艺理论和当代作家研究。那时，他整天不释手的，是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卡尔斯基。在这方面，应该说他的底子很深，至于陶渊明以及魏晋文人等等，那是远远以后的事了。他后来之所以能带出那么多精彩的研究生，一个一个对周作人、郑振铎、夏衍等做出那么精湛的研究，其中那股“气”，是在1934－1937年间积贮下来的。
冯契，作为“坯子”，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，虽然他一辈子保有党员身份。他似乎是一个天生成的学者，温柔，内向，早年写诗和小说，喜欢思维，往深邃的地方思维。当然，那时我们也都挺“左”。我们三个人一起参加了“左联”，到现在的《左联辞典》里，还编入我们三个人的词条。当时“双十二事件”刚刚爆发，学生中左右两派分裂得厉害，礼堂里的“民主”不解决问题，就到校园里大打出手，曾把一个云南省党部派遣来的研究生丢到小河里去。从今天看，就是违法的暴行了。不过人一辈子总有那么一段的。
现在，通过王、冯二人说说我对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关系的一些体会。在我看来，导师和研究生间的关系，是继承和异化的辩证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又有继承又有异化。在某些个例上，表现为继承为主，异化其次，在另些个例上，又表现为异化为主，继承居次。
以冯契为例，他的导师是金岳霖。提起金岳霖，现在报纸上刊物上真是煊赫的大宗师了。在我的印象里，那是一位行动很古怪、内心很诡谲的老人。当年在英国，书念得很茁实。在哲学派别上，他和系里大多数教授一样，笃信美国的逻辑分析主义，而在我看来，逻辑分析主义，是一条钻牛角钻不出所以然来的死胡同。试观死钻数理逻辑的沈有鼎先生钻成半疯，就可思过半矣。搞哲学不能那么个搞法。
40年代中期，也就是日本投降前的一二年，金和冯在昆明附近的一小村庄里，进行着传授和继承的历程。传授者很投入，学习者也很投入，所以可以说，金的一套本领全被冯学到手了，这正是那句话，“名师出高徒”。但冯兄的可贵之处，是他并不在金岳霖身上止步，经过“史无前例”的迷离之后，老年的冯契才从金岳霖身上翻了一个身。陕西李二曲著的书叫《四书翻身录》。哲学上的这个翻身很重要，不管是翻60度甚至只翻20度，都是很宝贵的。因为这一翻，就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了，冯觉察到了西方的逻辑分析主义的不足之处，单纯靠搞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不够的，还要有搞人文科学的方法，于是他将中国“天人合一”的观念注人进去，使自己晚年的造诣达成一个新高点。当年老先生们对“密密密斯忒儿冯”的估量没有落空，真的出台了一个大的角色。
再以王瑶为例，他的导师是朱自清。朱自清和闻一多是当时中文系的两块光辉的牌子，但闻先生脾气大，对学徒要求严厉；而朱先生修养高，气度温和。研究生投朱门者多而投闻门者少，所以王兄就投了朱门了。这个过程我知道。这师徒二人，就气质说，相似之处不多。一个是虽然已决心入“儒林”，但心眼里还是一团火，还是那个参加“察哈尔抗日同盟军”时候的激进主义者。另一个则是“炉火纯青”，虽然心眼里对光明的憧憬不比别人不浓烈，看世事也看得非常清楚，但所有这些都包得很紧，很少外露，从表面看，是个无可无不可的雍容之人。有时，研究生和导师中间，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老师照样可以施展教泽，学生照样可以学到东西。阮籍、嵇康、陶潜、李贺，这是他们师生二人间的共同课目，而王瑶兄又是个绝顶聪明之人，很快从朱先生那里也学到了不少东西，加之他从无产阶级文艺理论那里得来的优势，这就从朱先生原来基地上有了某些飞跃。这一时期，王瑶兄写出了相当高水平的有关中古文学的不少论文。
但正如他的好朋友朱德熙所说，“他并没有把全部精力放在学问上头”，“除了读书，还关心现实”。只有深悉朋友内蕴的人，才能说出这么中肯的话。还是当年含苞欲放未放、毛锥脱颖欲出未出时候的那股子劲，在那里起作用。这个作用已经不小了。但王瑶兄晚年还一再把自己比作闯进笼子里的麻雀，“它总要扑楞两下，但扑楞已经没用了。”这“没用”二字未免悲观得过分。纵观王瑶一生扑楞六十几年的劳绩，难道可以说是没用吗？！
再说说两位学兄各自带出来的研究生的情况。这些研究生的名字我都留意，他们的论文和专著，只要我能弄到的，都读过了。就是说，风采已经领略，只是无缘亲受，乏握手之欢。我所获得的旧话中有个话叫“开窍”，那么我要说，“五四”时候人们只开了三个窍，到“一二九”时候就开到五个窍，八年抗战人们开到七个窍，经过“史无前例”和“上山下乡”人们的窍要开到二十个不止。这不能不说是文化大革命的负面的效益。新一代的研究生串联的范围大大地扩展了。想到我们老师一辈，死巴巴坐在书桌旁念一辈子书，有的念出一点点名堂，有的连一点名堂也未念出来。现在不同了，把古的和新的串在一起，把中的和洋的串在一起，从各种不同的角度、方面、角落去考虑问题，所以，新意往往如雨后丛生。
但也并不是说这新一代完全没有弱点。他们很广，又很杂，但在功底上显出过硬不够。我常把导师跟研究生中间的交谈，叫做探测，像探测海底一样，看有没有珊瑚，珊瑚有多少。举例来说，1947年我初进河南大学，表面上和嵇文甫先生是同事，但实际上我是以师礼事之，他似乎也默认了我这个门徒，于是开始了交谈，也就是探测。这一探测，我惊讶地感触到嵇先生在理学方面，也就是思想史方面，确实是浩无际涯。这就是老一辈人根底之硬，在后辈心里所建立下的威望。话归本题，王、冯二位学兄的徒弟们虽然绚烂多姿，开拓面很广，但假如从论文和专著中伸进手去，摸一摸功底的话，就感到比他们的导师稍逊一筹，有的一筹还打不住。这些，就是新时代带来的异化了。
（选自《学林往事》，张世林编，朝华出版社出版）
